追问“天价药”

　　“老百姓(75.720, 1.22, 1.64%)觉得抗癌药贵，主要还是觉得自费的部分太高了。但由于国家医保也涉及医保资金总量有限、经济性及公平性问题，所以完全纳入报销也不现实。”医药行业资深专家左玉增昨天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近日，热映影片《我不是药神》引发人们对进口天价药的关注。

　　“《我不是药神》反映的内容无可厚非，但不是事实的全部。”一名医药界人士昨天对该片衍生的“天价药”与“药物可及性”这一热点作出“评价”。

　　在部分受访人士看来，通过医保调整、商业保险介入以及提高仿制药质量，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药高研发成本与药物普及到普罗大众之间的矛盾。

　　高投入：跨国药企研发费占营收10%以上

　　“一颗新药的诞生离不开巨额的研发投入”，这是医药界的共识。据了解，目前药物创新及研发主要集中于跨国药企，而南都记者翻阅部分跨国药企的年报了解到，其当年研发费用占当年营收的10%以上。

　　美国药企辉瑞2017全年营收525亿美元，但在去年对新药研发投入中，该公司共计支出76.57亿美元，占去年营收的14.58%；又以瑞士企业诺华为例，该公司全年净销售额为501.4亿美元，在研发中共计投入90亿美元，占去年总营收的17.9%；另外，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去年营收额为362亿欧元，而其研发投入占营收的13.35%（48.35亿欧元）。

　　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看来，国外大公司为了研发一种药需要投入几十年，研发费用也高达数十亿美元。该机构曾对会员企业的在华研发投入做过统计，早在2012年，其成员企业在中国的年研发投入已有约80亿元人民币。“那么，这些药在保护期的价格高企也是能够理解的。如果政府强行要求降价，企业可能不会再投入大量资金去研发新药。”RDPAC一位媒体负责人如是说。

　　据南都记者了解，新药研发的流程中，从新药发现、临床前研究（包括安全性和毒理研究）、临床试验（I、II、III期）以及上市后药物监测，如果其中一步未达到预期目标，则意味着巨额研发投入可能会白白流失。例如，2016年11月，美国药企礼来治疗轻度阿尔茨海默病药物Solanezumab在三期临床试验中失败，约合数十亿美元研发费用“打水漂”。

　　大难题：“这是经济与伦理之间的考量”

　　这边厢是人命关天，那边厢是经济运作基本逻辑。在一名医药界人士看来，新药高额的成本回收（价格）与药物可及性、普适性是“硬币的两面”，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待解的难题。

　　“实质上这是经济与伦理之间的考量。”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张志东昨天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认为，从生命伦理的角度来说，任何患者尤其是贫困患者，都希望以可承担的价格获得先进且有效的治疗；但从企业运作的逻辑来看，如果在新药上市之初不能在一定期限内（专利期）收回相关成本并产生利润，则有可能在资金上会影响新一轮药物研发。

　　广州绿十字制药董事长梁烽认为，要解决天价药问题，还是要从本土的制剂能力提升做起。另外，还要多批仿制药，主管部门需要在提高门槛以倒逼行业发展和通过多批仿制药保证可及性上做平衡。“因为价格主要还是市场的事，如果原研药一直是独家供应，即便让其降价，降幅肯定也是有限的”。

　　“天价药”与“用得起”之间，有没有缓解的办法？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或许可作参考。

　　南京应诺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郑维义昨天向南都记者表示，在新药上市之后，欧美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机构提供支付报销的渠道解决可及性问题。例如在美国，一般居民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降低新药的个人支付比例，而处于贫困线的人，该国也有相应的政府渠道进行报销，“比如价格高昂的罕见病药，只要有保险基本会有报销”。

　　在郑维义看来，虽然药品价格高与可及性之间的矛盾在我国表现较为突出，但我国也可适当参考国外的做法，适度对现行医保制度进行调研和调整，尤其是解决“医保资金浪费”及“以药养医”问题，来破除新药可及性问题。

　　而在应对药价高与药物可及性等方面，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一系列措施进行解决。另外，随着原研药专利逐步到期，“专利悬崖”也逐步倒逼过去高价药降低药价。

　　左玉增表示，目前，政府应对天价药打出的组合拳方向是对的。首先，通过一致性评价实现可替代，进而把价格降下来。其次，医保管理权限统一到医保局，让其成为强大的溢价方，这也有助于降药价。要知道，目前医保报销已经覆盖90%多了，除非这家企业的药是临床必需的独家品种，“不然，在企业间竞争，包括外企与外资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的大趋势下，不进医保就意味着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