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和中国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合主办题为“合成生物学时代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的“二轨会谈”，来自中美两国的技术、政策、法学和管理专家汇聚一堂，共商应对合成生物学技术安全风险之策。

　　合成生物学正在挑战生物安全

　　合成生物学是21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通过基因合成、编辑、网络调控等新技术，创造新的生命体，或者改造已有的生命体。2014年，美国国防部将其列为21世纪优先发展的六大颠覆性技术之一。

　　目前，合成生物学已在生物能源、生物材料、医疗技术以及探索生命本质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关注该技术谬用和滥用可能暗藏的安全挑战。

　　“首先是研究人员错误使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卫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谬用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在一项新技术发展的初期，研究人员往往因盲目追求预期效果而急功近利、误入歧途;二是研究人员目前尚无法准确预知合成生物学技术的潜在风险与未知后果;三是合成生物学作为新兴科技，其技术发展往往超前于行政监管和法律规范的进程。

　　“其次是滥用合成生物技术进行恐怖袭击的潜在可能性在增加。”张卫文教授谈到，虽然这种可能仍然处于讨论中，但随着技术愈发成熟，其技术门槛和经济成本将越来越低。2017年，加拿大病毒学家戴维·伊文思带领的团队仅花费10万美元就合成出了天花病毒的近亲——马痘病毒。“这表明在合成生物学时代，完全有可能根据网上的公开信息合成致命病毒。单纯依靠将病毒毒株‘锁在保险箱里’的传统管控措施，已难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张卫文说。

　　记者了解到，2018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院(NSF)专门评估了合成生物学可能引发的生物安全威胁，并发布了《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报告指出，合成生物学技术的滥用，导致其可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将对民众和军事作战产生巨大威胁。报告建议美国军方及其他机构建立合成生物学技术和能力的评估框架，探索更为灵活的生物防御策略，加强军民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潜在的生物攻击。

　　如何应对“升级版”生物安全威胁

　　“首先要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顶层设计。”张卫文认为，针对以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新型生物技术的安全挑战，需要基于我国现实国情，形成国家层面的统筹布局和科学规划;应加强政府与学术界、工业界的沟通，针对关乎国家安全的生物安全需求，制定学术研究计划和成果转化目标;国家可设立负责技术生物安全的专门职责部门，全面协调其应用及生物安全工作。

　　“其次是抓紧制定和完善我国生物安全领域法律政策。”张卫文表示，我国在生物恐怖和生物防御、传染病防控、实验室生物安全、菌株毒种保藏管理、生物操作技术管理等方面已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与相关政策。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快《生物安全法》的立法步伐，根据合成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修订现有政策法规，堵塞生物安全防御的隐患和漏洞。

　　“同时应注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总体生物安全教育布局。”张卫文补充道，应对新型技术应用带来的生物安全是一个新兴交叉领域，相关人才既要熟悉生物技术、又要通晓国内国际法律规则。我国从事生物安全战略和技术研究的人才还很匮乏、学科也尚未形成体系。我国应尽快将生物安全设立为一门独立学科，设立硕士与博士点，培养专业人才;布局相关领域的高端智库建设，鼓励专业人才投身于生物安全能力建设;重视科普宣传工作，借助新媒体、学术报告、主题活动等形式加大生物安全科普宣传力度。

　　“最后，我国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在国际生物安全新规则的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张卫文强调，当前，美国、英国和欧盟及相关国际组织正在讨论制定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安全规则。我国应组建一支由外交、军事、科技、法律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专业化团队，积极融入国际立法和协商对话之中，持续发声，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近年来，我国在上述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张卫文介绍，天津大学先后参与了科技部《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的制定和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修订，主笔起草了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第八次审议大会上的工作文件“生物科学家行为准则(范本)”，该准则作为中国政府的提案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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