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要不要建造超大对撞机”的论争，近日有白热化之势。杨振宁先生在此问题上屡扮反方，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则发长文，从7个方面反驳杨先生观点。而后，关心此议题多年的哈佛大学物理系博士王孟源又在博客上细致地反驳了王贻芳的反驳。

　　科学界围绕重大科学决策问题争个“面红耳赤”，再正常不过，只是在我们这里所见不多，此次对阵无疑是件大好事。公众在逐字逐句啃下晦涩术语的过程中，不但能被科普许多关于大对撞机的背景知识，更重要的是，内行、权威之间就有关重大科学问题的严肃争辩，对于决策者最终的科学决断大有裨益。

　　王贻芳所长反驳杨先生的“七问七答”体例十分有助于公众理解。然而，在笔者看来，自信满满的回应，却并没有完全正面回答杨先生提出的问题。比如，对于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超大型对撞机不是燃眉之急，目前不宜考虑，王贻芳列举了若干“利好”，但这个“燃眉”体现在哪里，则似乎涉及很少。如此这般，通篇好像什么都回答了，但又似乎没有触及实质。

　　反观王孟源对王贻芳的反驳，近乎抠细节，涉及了许多具体问题，比如，由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预算超支问题，提出对王贻芳计划建造的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和质子对撞机(SPPC)预算的追问，以及对其研究价值的质疑。面对这些实实在在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笔者以为有发言权的科学家不应回避，特别是论辩方，都是高能物理学界的有识之士，正面回答对方提出的重要问题，是这类关乎科技界、乃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严肃争鸣的应有之意，也是负责任的科学家敢于担当的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尚待深入展开的争鸣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