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降解塑料既有传统塑料的功能和特性，又能在自然界微生物的作用下被降解，最终全部转化成二氧化碳、甲烷、水及其所含元素的矿化无机盐以及新的生物质等，被认为是石油基塑料的理想替代品。在包装、电子、运输、纺织、医疗等方面的应用都具有巨大的潜力。
   
    如今，生物降解已经成为塑料制品的最大卖点。据欧洲生物塑料协会统计，2010年全球生物塑料产量70万吨，2011年突破100万吨，预计到2015年全球产量将达到170万吨。
   
    自然降解的生物基塑料制品是塑料领域研究的热门。可是，这种被普遍看好的绿色制品，在国内市场上却并不多见。
   
    据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11年我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总产量约45万吨，比2010年增长约30%。2011年产值3000万元以上企业超过40家，产值超过3亿元企业在5家以上，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亿元左右。
   
    叫好不叫座
   
    一边是生物降解塑料投资项目如火如荼地进行，另一边却是国内市场“叫好不叫座”。翁云宣称，由于成本过高，生物降解塑料在国内推广较难，企业只能从国外寻求出路进行销售。
   
    据调查，市面上大部分降解塑料制品价格都比普通塑料贵1.5~3倍。产品的高价位，使得生物降解塑料更像是个绿色环保的奢侈品，即使商场有此类产品出售，消费者也少有问津。
   
    翁云宣称，成本高导致产品销量增加相对缓慢，投资者为此很难下决心来扩大原料生产规模，可当错过前期最佳规模放大时机后，又会面临市场和价格被其他规模企业垄断的风险。
   
    就目前来看，我国在原材料生产技术上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然而开发的终端产品却仍然在低端市场徘徊。
   
    翁云宣表示，目前国内从事降解塑料制品加工研究的力量尚显薄弱，大部分企业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材料合成上，而忽略了制品加工开发，一些制品在耐热、耐水及机械强度方面与传统塑料制品相差较远，而这一点恰恰是生物塑料能否大规模市场化的关键。
   
    如今，欧洲是全球生物降解塑料的主要市场，其次是美国。预计到2018年，欧洲将占全球生物降解塑料市场收入份额的36.8%。而国外出台的一系列强制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降解塑料产业的发展。
   
    例如，意大利从2011年开始禁止使用非降解的塑料购物袋；美国要求每一个联邦机构都必须制定使用生物降解塑料的计划；日本则确立了生物塑料产业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日本消费的所有塑料袋将有20%来自可再生资源。
   
    “虽然我国也有面上的鼓励政策，但是没有推动材料发展的具体细则出台，也没有专门有关强制推进某一领域发展的政策措施。”翁云宣说。
   
    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生物基材料发展时间短，许多产品尚没有标准和测试方法，而国外的标准和测试评价体系相对制定得较早，因此，在生物基含量、生物分解性能等方面，国内产品出口时往往碰到壁垒。
   
    可以说，我国生物降解塑料产业仍是羽翼未丰，企业要想马上盈利还有困难，市场及消费者的接纳也需要有一定的过程，但环保事业终究还是需要政府来买单。
   
    激励机制不可或缺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生物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指出将加快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学品、新型发酵产品的产业化与推广应用，还将建立生物基产品的认证机制，研究制定生物基产品消费的市场鼓励政策以及农业原料对工业领域的配给制度。
   
    在翁云宣看来，生物塑料这一新兴产业急需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规划》的出台颇为及时，这将大大促进生物塑料行业的良性发展，他也期待下一步会有更具体的行业细则出台。
   
    为推动我国降解塑料产业的发展，翁云宣建议，国家应该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力度，确立一批重点支持的生产企业，对重点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实施资金补贴，以解决前期阶段成本较高的问题。另外，还应该建立知识产权培育基金，鼓励生产企业在国内外申请专利。
   
    为鼓励和扶持一些企业的发展，翁云宣觉得，国家对于重点支持的生物降解塑料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应免征所得税5年，5年后所得税调整至10%；企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
   
    另外，我国目前仍然没有对生物降解塑料给予产品海关编号，造成生物降解塑料进出口中没有对应的类别，只能填写其他类。对此，翁云宣建议，国家应设立单独的海关编码，将生物塑料的出口退税率调整至15%或更高。
   
    当然，除了财政与税收的支持，翁云宣认为国家更应该出台政策，强制推进一些生物基材料制作一次性包装，如酒店客房用易耗品、民航飞机上使用制品、购物袋、有机生活垃圾袋等，继而打开国内市场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