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过去十年中，所有的大型制药企业都在关闭或转移日本研发部门的功能，虽然，他们的市场、销售方面的组织还保留在日本。事实上，2009年在中国建立全球研发中心的就有诺华、阿斯利康、强生，它们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上海。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下称“BMS”）新兴市场及亚太区研发副总裁董瑞平是一位中国人，他已经在日本工作多年。作为全球研发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日本原先对于BMS来说非常重要。
　　
　　不过，现在董瑞平正在准备回到中国工作，虽然BMS的日本部门仍将保留，但其在全球研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将被中国所取代。“我们将在中国重点建设我们的研发部门，用以支持全球和北亚的研究工作。”董瑞平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跨国医药巨头中，BMS并不是第一家将日本研发中心的力量搬到中国来的，在过去十年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研发不靠日本
　　
　　“过去十年中，所有的大型制药企业都在关闭或转移日本研发部门的功能，虽然，他们的市场、销售方面的组织还保留在日本。据我所知，所有跨国制药企业都做了这个动作。”董瑞平表示。
　　
　　事实上，2009年在中国建立全球研发中心的就有诺华、阿斯利康、强生，它们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上海。
　　
　　其中，诺华建立的是公司的第三家全球研发中心，这是除美国和瑞士以外的第三大研发中心；而阿斯利康则将亚太总部的绝大部分功能搬到了上海，其中全球创新中心将于2012年建成；而强生则建立了亚太研发中心，来统领亚太区包括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研发工作。
　　
　　在BMS的研发版图中，目前在亚洲分布有4家研发中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新加坡和印度的班加罗尔。对于BMS负责全球研发的执行副总裁艾思嘉（Elliott Sigal）来说，他每年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把35亿美元的研发费用在全球8个研发中心和若干合作机构之间分配。但是日本，作为原先重要的研发部门如何来发挥优势是个问题。
　　
　　问题的症结在于规模，医药研发需要一定的研发队伍才能产生效益，虽然就研发水平来说，日本一直保持前列，但是各大跨国公司来自日本研发部门的新产品仍旧很少。“每家跨国公司在日本的研发规模都在100~200人左右，规模上不去就很难出成果。”董瑞平表示。
　　
　　目前，研发一种新药物以及对其进行市场宣传的成本约高达12亿美元，其中多数资金都用在上千个化合物中，从而筛选出能够对抗目标疾病的化合物，这个过程进展十分缓慢且成本高昂。
　　
　　中国的诱惑
　　
　　在美、欧、日等发达地区，一位药剂师研发药物全部工作成本约为每年25万美元。在中国，拥有类似教育背景的药剂师的研发成本有时仅为每年2.5万美元。相比较而言，毗邻中国的日本将最快失去成本优势。
　　
　　由于各大跨国药企在美国、欧洲的研发机构最为成熟，往往是总部所在地，拥有更为庞大的研发规模。如辉瑞、葛兰素史克、赛诺非-安万特等跨国巨头，其在欧美研发中心的人员往往是日本的十倍，新产品迭出。
　　
　　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全球研发版图的调整浪潮中，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日本。中国相比较欧美大型研发中心来说，从事更为基础性的前期工作，与欧美研发中心分工明确，覆盖了研发工作的不同阶段。
　　
　　决定离开日本，转向中国，对于BMS来说，还有另外一重吸引，即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对于研发的重要性。以BMS目前在华销售最火爆的药品博路定为例，这款治疗乙肝的药品在大规模上市前，组织了5000人的临床试验，这在欧、美、日等市场是难以想象的规模。
　　
　　同时，各大跨国公司将研发机构搬入中国的考在于，中国市场的特殊疾病。以BMS为例，其中国研发中心的研发目标将集中在三大方向：肝病、心血管与糖尿病、癌症（胃癌、食道癌）。上述疾病均为中国人的多发病。庞大的患者数量和未来的销售市场是吸引包括BMS将研发迁入中国的关键因素。由于遗传和环境因素，上述疾病的发病率在欧美并不高。
　　
　　“2009年，我们在中国开展了13个临床项目；未来几年还有37个临床项目要开展。”50个临床项目背后是大量的新药面世，艾思嘉道出了众多跨国药企舍日本而择中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