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形势下迫切需要提升能源储备能力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传统能源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生产和出口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能源低碳发展趋势，提升能源储备安全保障能力，有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能源储备也是我国深度参与国际能源市场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地缘冲突下能源储备价值凸显

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催生了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当时欧佩克石油生产国对发达国家进行石油禁运，促使发达国家成立国际能源署，提出建立战略石油储备。

2022年2月，国际油价受地缘冲突的影响，历史性地第三次站上了每桶100美元的高位。为应对暴涨的国际石油价格，国际能源署于次月宣布，31个成员国共同向石油市场释放6000万桶石油储备；随后，美国也宣布未来6个月将向市场每天释放1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总计战略石油储备释放规模高达1.8亿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大规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打压下，国际石油价格迅速下跌，市场担心的新一轮石油危机并没有发生。

为应对地缘冲突可能导致的天然气断供问题，欧盟于当年6月颁布《天然气储存条例》，要求成员国天然气库存2022年冬季前至少达到其储气能力的80%，并在下个冬季前达到90%。该条例自实施以来，欧盟每年都超额完成了天然气储存目标，市场担心的欧洲冬季天然气危机并没有发生。截至2024年11月1日，欧盟储存了约1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约占欧盟年度天然气消耗量的三分之一。在地缘冲突下，能源储备的有效性和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

全球关键矿产“争夺战”升温

能源转型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行业在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也带来锂、钴、镍、稀土等关键原料需求的迅速增加。国际能源署预计，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2020年至2030年间，锂、钴、镍、铜、锰和稀土等关键原料的市场规模将增加6倍以上，到2040年清洁能源技术的矿物需求总量至少比2021年翻两番，目前全球现有矿山和在建项目到2030年的供应量仅能满足锂和钴需求的50%、铜需求的80%。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甚至声称，“锂和稀土很快将比石油和天然气更重要”。

为保障能源转型的关键原料供应，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在采取行动。美国政府在2022年8月实施的《通胀削减法案》中，针对发展新能源所需的关键矿物制定了干预或限制措施。比如电池的关键矿物和组件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在北美回收利用，且这一比例逐年增加。2023年3月，欧盟发布《关键原材料法案》，以提高其在关键原材料领域的战略自主能力。此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关键原料的生产和出口国纷纷针对本土矿产资源提出更为严格的保护措施。一些拥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关键原材料的国家，正在试图联合组建类似欧佩克的组织，对市场施加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掌握了全球半数以上锂资源储量的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3个国家，正在讨论组建“锂欧佩克”。

能源转型势必制造新的资源依赖关系，主要工业国家纷纷未雨绸缪，布局关键矿产战略、建立关键矿产储备机制，保障本国产业发展。

“双重身份”带来新的挑战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和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双重身份”，让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202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57.2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7%，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27.6%。更为重要的是，2023年，我国进口原油同比增长11%，天然气同比增长9.9%，煤炭同比增长61.8%。三大传统化石能源的进口规模，均为世界第一。其中，原油对外依存度为76.75%，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为41.97%。

近年来，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高速增长的中国外贸“新三样”，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比化石能源更加严重和复杂。一方面，产品出口对国际市场严重依赖。2023年，我国“新三样”产品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大关，风电、光伏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全球第一。美国连续三年成为我国锂电池最大出口目的地国，占比约为19.9%。另一方面，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生产，对部分关键原材料的进口严重依赖。目前，我国铂族金属、钴、镍、锂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且进口来源国家单一。根据海关总署和国内相关行业机构发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镍矿进口量较上年增长10.3%，锂精矿进口量同比约增长41%，铜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量同比增长9.1%。因此，在大力开发本土资源、多样化进口来源的同时，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些关键原料的储备问题。

能源储备是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工具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炼油和乙烯生产能力，炼油能力近10亿吨/年，乙烯生产能力将达到8000万吨/年。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届时，我国人均GDP至少要达到3万美元以上，人民生活水平将获得极大的改善。石油化工作为提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行业会长期存在，且将从燃料供应为主转变为以提供原料为主。因此，为保障人民生产生活所需和世界规模的石油化工行业，我国必须拥有参与国际能源市场治理的工具和手段。

根据“双碳”目标，2030年我国将实现碳达峰，2060年将实现碳中和。2030年左右在达峰之后，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主体的化石能源使用量将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渐下降，我国的石油消费可能将在某个节点实现自给自足。但是作为世界性的经济和政治大国，我国必须深度参与国际能源市场，通过进出口有效地配置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资源，增强我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

国际能源市场高度敏感，频繁波动是国际能源价格的本质特征。仍在持续的地缘冲突、进一步恶化的全球气候及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都可能加剧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国际石油和能源市场的动荡。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使命，意味着我国在必要时能够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市场治理，维护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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