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贵州、云南等地纷纷出台升级版“限塑令”，制定详细的限定范围和时间。在此背景下，可降解塑料迎来了市场风口，然而，作为替代材料，其未来之路仍然道阻且艰。

　　超20地出台“禁塑令”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8月27日，包括河北省、山西省、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内的21个省市自治区发布了塑料污染治理相关实施方案。此外，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浙江省、福建省等7个省市发布了塑料污染治理相关征求意见稿。

　　事实上，今年以来，政策持续加码塑料污染治理。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这项被称为 “禁塑令”的政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4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录(征求意见稿)》，多种传统塑料制品迎来“大限”。

　　今年9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未遵守国家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情况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邮政等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降解塑料迎来“风口”

　　部分塑料制品迎来“大限”的同时，替代材料可降解塑料再次“火”了。

　　以广东省为例，由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指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要带头使用可降解塑料制品或者非塑制品。目标到2022年，可降解塑料原材料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以上；到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50万吨以上。

　　华西证券预测，忽略其余领域可降解塑料消费需求，仅考虑快递、外卖等4大领域143万吨的替代需求量，如果按吨平均售价2.5万元计算，2025年我国可降解塑料市场规模将达到358亿元。

　　作为可降解塑料中的一类，生物降解塑料由于具有环保性及接近普通塑料的性能，有望成为首选传统塑料替代材料。两网融合协作体副主任、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战略委主任曲睿晶介绍，生物基可降解塑料能在特定条件下堆肥，实现快速降解，环境友好、节约资源的同时，它还可以起到生产有机肥料及土壤调理剂改土增收，杀虫稳产的作用。

　　“相比传统塑料，即使进入生活垃圾焚烧环节，生物降解塑料也能减少碳排放40%-60%。此外，生物降解塑料还能大量减少如二噁英、多氯联苯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曲睿晶介绍说。

　　企业纷纷看好“禁塑令”下的替代需求，进行相应项目的新建和扩产。资料显示，目前，金发科技是亚太最大的改性塑料生产企业，具备完全生物降解塑料产能7.1万吨/年。公告显示，其还有年产6万吨的PBAT（聚己二酸）生产线在建，预计在2021年上半年完工，年产3万吨PLA生产线预计在2021年第四季度完工。

　　普及可降解塑料道阻且长

　　尽管可降解塑料优点很多，但在普及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可降解塑料的市场售价是普通塑料产品的2-3倍，若出售成功，利润水平在10%，而普通的塑料利润水平在1%-3%。尽管利润水平较高，但可降解塑料目前销售阻力较大，一方面成本较高，资金占用较大，下游企业的接受能力较差；另一方面可降解塑料有一定的保质期，如果销售不畅，企业的亏损风险较大。”在广东东莞经营塑料加工企业多年的蒋生告诉记者。

　　“当下，可降解塑料特别是生物降解塑料，在对传统塑料进行替代时，我们偏向考虑做到绿色、低碳，但在便捷性、安全性、使用强度、可循环利用次数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和不断完善。”在曲睿晶看来，这些情况导致可降解塑料无法满足市场巨大的替代需求。

　　如何让可降解塑料“叫好又叫座”？曲睿晶认为首先需要完善可降解塑料的标准。“没有统一的产业标准，很容易让消费者对产品产生不信任感。另外，相关部门也可以出台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如按照新的企业所得税条例规定对相关企业实行减免优惠政策，或者对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应用和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为企业加快产品应用研发和产业化创造条件，降低成本。”

　　在谈到塑料制品的替代问题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强调，我们治理白色污染的过程中，并不是将所有的塑料制品替代掉，关键在于规范的管理，进一步减少给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刘建国说：“从目前政策来看，是禁限一批、替代一批，然后规范管理。其实规范一批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确实要产生，但是产生以后，如果实在回不去的，能否进入废物处理的系统中去？所以我觉得对于产业的影响，其实是全面的，对所有产业来讲都是一个转型升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