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7日，全球化智库（CCG）与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联合举办“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邀请了政策界、企业界、学术界人士等就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挑战的角色，中国向碳达峰、碳中和迈进的挑战和机遇，政府和企业在低碳转型、绿色发展过程中可发挥的作用等相关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副会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田会指出，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然要进行能源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调整，这是解决“双碳”问题和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手段。第一，明确标准比制定方案重要。第二，需求侧的改革比供给侧的改革重要。第三，供给侧改革很重要。第四，机制创新比技术创新重要。

　　以下为发言全文整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决不是轻轻松松能够实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有印”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示功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上。总书记对未来的路径讲的还是很清楚的，如何高质量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双碳”将对我国政府执政能力进行大考。为了实现这个双重能力，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能源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调结构是解决“双碳”问题和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手段。调整产业结构，解决需求问题；调整能源结构，解决供给问题。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均要走绿色低碳的道路。

　　为了尽快落实总书记提出的目标，社会各界对此进行了积极讨论。

　　有人做过统计，每天有500次这样的会议在召开。我认为现在不是论证总书记讲的如何正确，而是论证下一步如何干。我参加这些会议，大部分都是研究怎么干。比如我参加了有些省的能源规划，逐个项目排查，这个项目经济效益如何，能源消耗如何，碳排放如何，这个规划做得非常棒。

　　既然一个能源大省就能提出来，到2025年，把综合能效提高16%，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20%，这是很惊讶的数字，能否实现（拭目以待）。能源企业也正在编制他们的规划，大家对碳排放和碳中和都给予高度重视。对这个问题我谈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明确标准比制定方案重要。

　　碳排放、碳中和各个行业的计量标准必须明显，我们很高兴看到碳交易机制中明确了国家定标准，地方实施原则，未来各行各业的碳排放会有一个明晰的计量标准和指标，这些必须要把它理清楚，现在很多概念，个人认为还不是很清楚，包括这“双碳”概念都不是非常清楚。这是第一个问题。

　　建设项目的标准和规范，是界定社会成本和企业成本边界的词，实际我们这是“双碳”的严苛要求，实际社会成本向企业成本转移，经济学本质就是这样。由于标准规范的特殊性，往往滞后经济发展十年，这个事儿比较专业，比如我们建房子，窗子是要标准的，墙厚是要标准的，不是随便就设计的；灯要多大的照度都是有标准的，但这个标准一般都有所滞后，因为总结经验才能写出标准。所以，滞后到现在十年。因此，应该本着“急用先改”的原则，抓紧修改设计规范和标准，着力推动能效的利用。

　　修改建设项目评价方法与阐述，从源头上遏制碳排放，严控增量，将碳交易价计入投资和生产成本，或者直接约束能耗强度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重新审视新进入市场的建设项目，严控建设高碳排放的项目。

　　第二，需求侧的改革比供给侧的改革重要。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蓝皮书的设定，2050年，我国人均GDP要超过4万美元。目前，是1万美元左右，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期，我国人均GDP要达到现行水平的4倍，每年要增长4.73%。而在能耗方面，2019年，我国万元GDP能耗约为0.519吨标准煤，同期主流发达国家的万元GDP能耗一般维持在0.1-0.2吨标准煤，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既然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又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我认为，降低能耗强度对我国来说是头等大事。降低能耗强度就意味着少用煤，降低能耗强度就意味着少排放二氧化碳；同时，也是提高经济效益。中国需求侧的突出是一个问题，另外我感觉中国在经济突出的问题是非均衡，例如工业用能非均衡，用同运输费非均衡等。

　　以机制创新解决非均衡问题，比如一到放假，全国人民都坐高铁，我曾经记得年轻的时候，在沈阳的时候，工厂是轮休的，有的是星期一休，有的是星期二休，有的是星期三休。应该以机制创新解决非均衡问题，提高能源系统效率，确保降低能耗强度和经济效益两手抓。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在确保国家安全，不对就业造成大的冲击的情况下，鼓励高耗能产品、扶贫回收再利用和进口，比如说铝、钢铁甚至于煤炭。大家知道，现在煤（价）涨得一塌糊涂，涨到没人买得起的状态。所以，我们适量扩大进口，不去挖我们的资源，我作为煤炭协会出来的能说这个话不容易，因为严禁说这个话，因为我们后面还有300万（名）矿工。另外像比特币挂矿，这些在65%都出在中国。制定有效的策略，制定有效的措施，制约工业部门用能浪费。我也经常到各个市去，晚上看城市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亮。这是需求侧。

　　第三，供给侧改革很重要，外部成本内部转移问题，将抬升产品成本，弱化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实现能源低碳转型，压减化石能源，增加清洁能源是措施之一；想调节清洁能源的供给的地理结构是措施之二，由西部供能转向从天上、地上、海上，四面八方来供能，逐渐地增加清洁能源的比例。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对电网的冲击太大，对电网带来不稳定性。这需要我们研究产供销的协同发展。

　　国家应该明晰各种能源利用场景及技术路线图，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应该明晰各种能源利用场景及其计算过程，特别是二次能源。除非必要场景，比如化工原料，比如储能，我认为，否则近期不宜大力发展氢能源。大家好像现在觉得不谈氢就说明你没水平，我们一些院士也在喊“氢”。不管什么能源，一次能转到二次能源上效率一定是低。我认为，它有它的应用场景，我不反对氢能，只是应用场景需要有一些变化。

　　二次能源的非必要场景应用同样增加碳排放，煤基燃料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前段时间，有一个规划里讨论，把露天矿山所有的岩油的改成烧氢的氢能源汽车，我认为不如改成无轨电车形式，因为效率在那儿，效率低了就意味着碳排放增加。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为目标，狠抓工业、交通部门工艺改造和挖潜，使其成为全民性。只有工艺简单化和流程简洁化才能够提高能效。我认为，所有的行业，我是搞设计出身的，刚搞设计的时候，一位俄罗斯回来的老先生告诉我，你记得，搞得越简单越好。当时我没明白，现在明白了，系统越简单，流程越简洁越好，只有这时候能降低能耗，提高能效，实现排放，仅仅在现有的工艺、流程上再进行数字化，我认为是浪费资源。

　　增加碳排放，应该推进与公路运输部门的智能调度，观察街上的公交车空驶率非常高，我有时候没事儿就站在道上观察空驶率，非常高。如何减少它空驶率？大力推进煤炭井工开采的新工艺，解决煤层气产出率低，大量排放问题。

　　所以，应该用新工艺、新技术解决煤层气排放问题，露天矿把汽车工艺改为连续工艺，改为批量因素，这样逐个行业，逐个工艺环节的排查，逐个课题落实，这样可能会对于我们“两碳”目标的实现会更好。

　　积极支持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变，大力支持煤炭的再利用。现在我们见着碳“人人喊打”，实际没有碳我们就活不成。所以，我们应该记忆探索炭的再利用。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趋势，大连矿务所，他们直接用碳来做甲醇；七台河也有一个体户，把烟道灰直接制汽油，这个我都去看过，研究碳的再利用，比进行炭掩埋要好得多。比如炭作为原料继续往下走，现在应该做出很多了。控制消极去碳行为。走不通的不一定是走得优的，走错了路同样是增加碳排放。应该先看清楚再慢慢来。

　　第四，机制创新比技术创新重要。充分发挥各方长处，让院士去完成技术和产品创新，设计大师完成工艺和生产系统创新，各方力量集成，完成机制创新，用高效的，精巧的机制创新促进需求供给和技术创新。比如要允许矿山自建自备电厂，工艺就会发生变化。矿山有很多废旧土地，排毒厂，原来是不允许建煤电厂，如果允许他建光伏电站，他自己的电自己用，那么价格一下降下来，工艺就会发生变化。但现在非得要他发电之后上网，还得买回来，他就没有这个积极性了。我看他们的规划是都种上树。用这个来倒逼生产工艺改革，企业应建立一种机制，鼓励职工为节能减排献计献策，地方任务，政府应组建针对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顾问团，社会组织应该征集关键问题，召开专业会议，把这个事儿抓得更深更实一点，为提升节能减排水平提供行动指引。

　　所以，最终在政府的引导下，按经济规律板事儿，形成一种全社会到“30·60”需能、产能和限碳、产碳和碳汇基本平衡的模型和路径来实现，否则我们基于政治目的一哄而上，将破坏社会经济，同样会遭到经济和环境的报复。

　　最后，确保做正确的事儿比正确地做事儿同样重要，这是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所以，方式、方案很重要，中国人做事的经验和教训都出在一个字“急”，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认为，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形成一个全社会到“30·60”去能、产能、储能和限碳、产碳、碳汇基本平衡的模型和路径，并基于这个综合方案建立综合系统的考核评价体系，能耗强度，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等等，这是确保各机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确保这场经济社会变革取得全胜的最重要的机制特点。我们要共同努力，高质量实现总书记制定的目标，把留给我们的遗憾控制在最小，要让中华民族的事业有序地、优质地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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